增强地方监察权力的独立性，加强权力本身的监督，是避免上述弊端的重要举措。
[15]在此条件下，为保证即时的预防措施具有适当性，必须随时执行风险评估程序，通过尽可能获得充分、全面和准确的疫情信息来降低风险认知的不确定性。文章来源：《当代法学》2020年第3期。
预警系统当然应当具有一个中央神经中枢，但绝不能只有一个感应节点。比如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从出现到暴发的过程中，整个预警制度受到巨大考验，其背后的央地权力配置结构也成为学理反思的对象。知情权的对象包括不确定甚至不准确的信息。[36] 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这一前提，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其显著优势，这在本次疫情的后期防控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因此，预警主体政治性与预警判断专业性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矛盾。
[25]See Part 70 Subchapter F Chapter I Title 42， U. S.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26]王小莉、王全意、栾荣生、曾大军、贺雄：《传染病疫情早期预警的主要模型》，《现代预防医学》2008年第22期，第4339页。在此背景下，传染病疫情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播早已呈现出立体性的特点。依法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为最终决定。
其三，从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实施上来看，各国职司安审的机构都集中在中央政府层面，不仅成分复杂，而且跨越诸多部门和领域。由此可见，实际上真正不可诉的应是国家安全审查决定或是结论，也就是不应对国家安全审查作出实质性审查。例如，在休闲娱乐公司诉澳大利亚联邦财政部长拉尔夫·威利斯案（1996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Pty Ltd v. the Honourable Ralph Willis，FCA 1189）中，法院认为是否有权以国家利益为由作出决定属于部长自由裁量权范围，且这一权利不应服从于任何外部强制。尽管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分区法院排除了对国家安全的实体考察，只从正当程序方面对涉案总统令的程序正义进行司法审查，但这无疑也是维护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xix]。
如果裁决涉及保密信息，这些信息将由法官进行非公开查阅并保密[xi]。《外商投资法》第35条规定：国家建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
2012年10月1日，Ralls公司递交诉状，认为奥巴马此举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东道国当地救济是指被审查的外国投资者对安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据东道国的法律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如此，一方面可维护国家安全审查的权威性，使该制度能够妥善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作为促进、保护和管理外商投资的基础性法律，《外商投资法》首次将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以下简称外资安审制度）提高到法律层面上，对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经济主权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采取国家安全审查可诉模式的投资东道国而言，赋予投资者以救济权不是突兀或任意的选择，而是将其作为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为保持其与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其他各项内容相呼应和配套而决定的。我国《外商投资法》第35条第2款规定：依法作出的国家安全审查决定为最终决定。对于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绝给予平等法律保护。对投资者来说，东道国基于安审决定而采取的限制性措施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其利益，导致投资意向夭折、投资成本增加甚至被迫撤回投资。
其一，国家安全概念的模糊性。正是基于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上述特征，个别国家规定司法机关不能对国家安全审查进行司法审查。
就投资协定层面而言，我国也应考虑与国内法立场的统一与衔接，尤其应考虑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中引入自决性的表述，将安审决定排除在实质性国际司法审查之外，这对于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十分必要。但是，晚近的一些新的司法实践和立法趋势表明，这一问题并非空穴来风，它可能成为未来外资安审实践中的一个焦点性问题。
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的外资安审决定不服，通常意味着被审查的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政府之间存在基于投资活动而产生的法律争议。其四，尽管外资安审制度作为一般性制度适用于所有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项目，而非针对特定投资者，但是其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特征，往往导致主管机关在审查外国投资时，还会考虑投资者母国与本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双方国际政治立场是否对立，从而在相同或者类似的投资项目上对来自不同国家的投资者进行区别对待。如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是一个联邦政府委员会，由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国务卿、商务部部长、能源部部长、司法部部长、美国贸易代表、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管等政府机构的最高长官组成，其中财政部长担任委员会主席。行政诉讼则是一种外部的审查纠错机制，通常应就具体行政行为向属于司法系统的普通法院或者行政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请求对具体行政行为依法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这在许多国家也被称为司法审查。程序正义原则作为约束政府行为、保护投资者的重要原则，涉及整个安全审查制度的方方面面，例如提高程序透明度、保障投资者必要知情权等，而不仅仅限于安审决定的实质性司法审查。在决定是否应给予投资者救济权利这一问题上，需从国家和投资者两个不同视角去分析其合理性。
例如，美国CFIUS通常更能接受英国、荷兰、德国等西方企业对本土企业的收购，但对不属于西方阵营的外国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则十分警惕。（二）安审决定可享有行政复议豁免 在明确安审决定具有可诉性的同时，我国需要考虑如何把握赋予安审决定救济权的范围与幅度。
审查决定作出的过程和依据可能涉及国家秘密。我国《外商投资法》对安审仅有一条原则性规定，安审决定具体如何作出尚有待配套立法加以解决。
国家安全概念的政治性色彩可从几个方面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
正当程序体现的程序正义观念，其古典表述在英国是自然正义，在美国则为正当法律程序[xv]，但无论其称谓如何，按照程序正义的原则，任何权力都须公正行使，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皆须听取其意见[xvi]。《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35条正式引入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这对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美国政府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经济指导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土安全委员会、国家情报局和劳工部等亦可作为观察员参与CFIUS审查活动。《外商投资法》的这一规定与美国现行外资安审立法类似，也是对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73条行政复议和诉讼的豁免的延续。
事先需对案件的内容、公开听取意见的时间、地点进行预告。（一）赋予投资者必要的救济权利 我国《外商投资法》第35条明确规定依法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为最终决定，这说明我国的安全审查决定原则上具有豁免性，即被审查的外国投资者对安全审查决定通常不得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但是，我国安全审查具有豁免性并不意味着绝对地排除被审查外国投资者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可能。日本除了允许法院对审查机关作出的安审决定进行司法审查外，同时给予了投资者对否定性决定进行行政复议的救济权利。
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凌驾于投资者的私人财产权之上，也不意味着必须牺牲投资者的正当救济权利。从历史来看，国家安全的概念经历了由侧重国防、军事、政治逐渐向经济、科技乃至社会、文化、网络安全的扩展。
国家安全本身具有模糊性和抽象性，审查主体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损害外国投资者的权益。此外，在日本2017年对《外汇及外国贸易法》修法前，依据该法第57条的要求：若依据第56条所提出的异议和审查请求未作出决定或裁定，投资者不能够针对否定性国家安全审查结论提起取消处分的诉讼。良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会有助于吸引外资和促进投资自由化的实现。除安审细则外，此处的依法还应当包括依据宪法、《外商投资法》及其他与安审相关的国家立法。
该案中，法院认为Ralls公司要求其审查的并非国家安全问题本身，而仅仅要求法院根据正当程序条款判决其有权获知总统作出决策所依据的证据，以及享有反驳的机会，而这并不属于政治问题[xviii]。（二）以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代表的实体不可诉模式 澳大利亚法院可以对财政部长基于《1975年外国收购接管法》（Foreign Acquisitions and Takeover Act 1975，FATA，2015年修订）所作出的审查决定进行司法审查，但是法院通常会认为，一项特定交易是否有损于国家利益属于财政部长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因此仅限于审查与程序公正性、自然正义以及其他行政法基本规则相关的问题[vii]。
新的条例允许欧盟委员会审查对可能在安全或公共秩序方面对多个成员国构成威胁或涉及欧盟利益的投资，虽无权发表否定性意见，但可向投资涉及的成员国提出无拘束力的意见。但是，考虑到《外商投资法》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加强投资保护的立法精神，努力提升外资安审制度的公正合理性，进而实现维护国家安全与促进投资自由化之间的平衡，就显得十分必要。
即便大多数国家并未排除甚至明确规定了安审决定的司法审查，往往也并不意味着法院在诉讼程序中实质审查安审结论的正确性，而是从法律角度审查安审程序是否存在瑕疵，即法院不能就投资是否危及国家安全及安审决定本身是否正确作出判断。根据FIRRMA第14节第2条第2款，不迟于总统或CFIUS就所涉交易采取行动之日后60天，所涉交易的任何一方均可根据本款在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提出申诉，声称CFIUS的行动违反宪法权力、权利、基本人权或豁免权。